阿米尔将合同推到我面前，直言不讳地强调这是他们印度的交易习惯。他的手指敲击着合同上“先验货后付款”的字样，我的手心顿时冒汗。六十多万吨的大米，价值数十亿，一旦货物送到印度，他可能会拖延支付，给我们带来极大的风险。我无奈地转头看向曾董事长，他正悠闲地品着茉莉花茶，热气腾腾。“没问题。”他微笑着回应阿米尔。然而，阿米尔显然还不知道自己笑得太早，因为就在他提到“规矩”的同时，曾董的手机屏幕亮了，信息简洁明了：“开始了。”

我叫蔡友军，从事外贸工作已经十五年，领导的水稻集团在大米出口领域小有名气。我们的董事长曾广泽，五十八岁，凭借自己的努力从小作坊逐步发展到年产值数十亿。他通常沉默寡言，听别人发言，而一旦他表示认可，往往意味着后续会有人遇到麻烦。

去年秋季，我们公司接手了一位大客户——阿米尔·汗，印度著名的大米贸易商，手握三艘船只，在东南亚市场打拼多年。这一合作是省商务局的老朋友引荐的，听闻阿米尔在寻求中国供应商，便希望我们能争取到这个机会。

我负责去机场接他，见到阿米尔的那一瞬间，我心中一紧。他身穿白色亚麻衬衣，打扮奢华，身后跟着秘书与律师，毫不掩饰的富贵气息让我颇感不适。尽管如此，商界的潜规则使我忍耐着这份不好感。接待宴会选择了省城最顶级的酒店，曾董亲自陪同，甚至我的父亲也参与了聚餐。他一生在公司担任质检工作，对于技术方面的把握无人能及。

聚餐中，阿米尔慢慢进入正题。他声称此行是诚心诚意的，并承诺六十万吨的大米符合当前市场行情。曾广泽认真点头，然而阿米尔接下来的一番话却让我心中一沉。他提出的合同条款要求我们在将货物送至印度之后才能验货，只有确保质量符合国际标准后，我们才会在三十天内收到全款。换句句话说，货物必须在他手中，他才给予付款，这一方式极具风险。

我试图反驳，但阿米尔却打断了我，强调他未曾与中国的大米厂家合作过，希望亲自检验后付款。他这一要求看似合理，实则是让我们承担了极大的不确定性，例如若货物被他说成不合格，我们可能必须以折扣价处理，甚至打起官司，但费用往往高于货款。我正想辩驳，这时曾董开口了，使我和孙厂长一时愣住。曾董笑着表示，阿米尔需要亲自验货，并提议后天早上便可观看大米。

阿米尔面露喜色，立刻同意了。那一晚，我送曾董回家，内心欲言又止。最终，他在楼下让我给孙厂长拨打电话，让他立刻赶到公司，准备装船。“现在?”我看了眼手表，已经快到深夜，但曾董坚持：“今晚就开始装船。”

此后，我的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，直到凌晨两点才结束。孙厂长接到我电话时正在家里，他素来不关心为何，只注重执行，我告诉他今晚需要装船，并要求将所有货物迅速准备好。他一反常态地应道：“行。”于是，我们便开始了紧张的工作。

那晚，公司如同打仗一般忙碌，我和外贸部的同事们迅速前往码头，看到孙厂长身穿军大衣，手持对讲机，冷风依然刺骨。我父亲则在旁协助进行质检。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工作服，埋头整理米袋子。我问他为何会到此，他只是淡淡回应：“你孙叔叫的。”当时的情境，可以说是我们完成一项重要拓展的紧张准备。